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周海婴:一个逃逸青年的民国影像史

城市画报:

 

1947年的夏天,上海,他和朋友们围绕着一棵树拍了张合影。那个夏天,周海婴正在恋爱,他身边站的女子,有着凛然的面貌,和旁边的娇俏女子毫不相同,她的个性可能有点拘谨,或者这场爱恋才刚刚有点苗头,她只是轻轻用手搭着周海婴的鞋子,仿佛并不经意。后来,她成了他的妻。(图中,挂相机者为周海婴)



文 / 潘丽    图 / 周海婴


1947年:恋爱中的摄影青年


周海婴遗传了母亲的高个子,在相片里,他仪表堂堂,典型的上海公子模样,梳着分头,长面孔、圆眼镜、西裤马夹,气质不凡。


1947年的夏天,上海,他和朋友们围绕着一棵树拍了张合影,照片上的这些年轻人姿态一点儿不拘谨,清新、蓬勃又葆有着老上海上等阶层的贵气。男孩们衬衫西裤,有个脚上的鞋子是今年最流行的黑白的复古鞋;女孩子们是各式旗袍,年轻些的袖口会短些、窄些,有一件的图案是波点,那女子腰形细软、腰线高,正是适宜穿旗袍的好身形,妖娆极了。


那个夏天,周海婴正在恋爱,他身边站的女子,有着凛然的面貌,和旁边的娇俏女子毫不相同,她的个性可能有点拘谨,或者这场爱恋才刚刚有点苗头,她是只轻轻用手搭着周海婴的鞋子,仿佛

并不经意。后来,她成了他的妻。


那个年代,拥有相机的中国青年稀少,他是鲁迅的独子,自出生起就笼罩在父亲的光环下。于个人是幸也是不幸。本该最随性、惬意的青年时光,生活却牢牢地“被‘人场’控制着”(周海婴语),他很早就学会自嘲:“我就是个道具”。而这种于自由的过早觉醒,让他在有意无意中开始了某种挣脱和逃逸:逃出既定的人生轨迹,摆脱公众的指指点点。而他这一生,也算是剑走偏锋、另辟蹊径,并不与文学有任何相干,读的是物理系的无线电专业。只是私下,他有一件相伴终身的玩具——相机。六十年来,周海婴一直坚持着人生百相的记录,并不声张,甚至到了晚年,也不自信到

底自己是不是好的摄影师。


有人将周海婴的这些记录与法国的卡蒂埃·布列松的相比,他们同样是对那个时期的中国鲜有的忠实记录者,没有依仗任何政权、党派,他们只忠于自己的眼睛。


十八九岁的白衣少年,以家为原点、步行尺度为半径,生活在此安全的范畴内轻松地铺陈开来。淮海中路、淮海坊、兆丰公园、襄阳公园、这是他的生活圈,也是他相片里记录的世界。在这个世

界里,他看了邻人、儿童、难民、小贩,他们的笑容、辛酸、苦楚;他看了市井弄堂里的天伦之乐,看到了公园里旖旎青年的小布尔乔亚,在商业街有着与西方世界一样的时尚:黑人牙膏的街牌广告、在人前裸着发亮肌肉的健美先生。


一个狭小世界的纷呈,于细微处坦陈的真实,成了让我们观摩的历史切片。哦,原来那时的生活是这样的,他们的穿着、发型、眉眼以及周身所散发的气象与我们有着隔绝但又不全然陌生。那种坦然、自信、风骨,那应该是陈丹青先生所说的民国范儿。


青年周海婴带着天生的冷静和热情观察着一切,这一点颇像他的父亲,一个冷静的旁观者、他人,同时又带着温情的体恤,感知着那些面孔、气息所显现和散发的一切。

     

    

1948年:一个随行家属的北上




这一年,周海婴去了香港,“组织”给了他和母亲许广平一笔钱置办衣服,他们买了旧衣服,周海婴用省下来的钱买了一台禄来相机。相机很不错,但镜头质量不是特别好,有点松。


在香港,周海婴以随行家属的身份与母亲踏上了北上的航船。一直在抗拒某种政治命运的周海婴,无意中被裹挟进一桩历史事件。这是一班通过新政权的航船,郭沫若、马叙伦、侯外庐、翦伯

赞等民主人士此时共同选择了一个方向。人生是单向度的,有人说,这是艘不归的航船。


这也是一次秘密的航行,对外秘而不宣,没有记者随行,为了安全,他们甚至被要求白天不能在甲板上活动。周海婴用他刚置办的宝贝相机,开始了一系列的记录,而这些相片,统统成了历史的孤证。


如今,我们可以从相片上细细打量他们每一个人。在甲板的一张合影中许广平的高大身形袒露无疑,几乎是和一众男子齐平的,刚满五十岁,岁月在她身上打上了深刻的痕迹。很残酷地说,从样

貌和体型上她已经步入老年,看不出年轻时的娟秀,亦没有普通江南妇人的雍容富态,她是一副刚强的模样,短发让她在气质上更接近于演员。在沈阳的一张群像中,我们看到这群人的自信:“他们穿着不错的皮大衣,脸上也多了些政治贵族的气息。实际上他们享受了延安军事供给制中的最高礼遇,这种礼遇使民主人士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精神佳境。周海婴给李济生、沈钧儒、蔡廷锴拍摄的半身像,可能是他们政治生涯中人性最饱满的肖像摄影。”(朱其语)。


那时胶卷贵,一般人舍不得拍空镜头,而周海婴也不忌惮这些。他拍过一张会议照片,倾斜的角度,颇有点王家卫的风格,动荡又诡异,阳光于黑白影像中挑出清晰的层次感。让人不得不惊叹,他简直天生是个摄影师,艺术家。



50年代:新政权的民国气象




那个肌肉油亮的健美先生,确切的拍摄时间是1950年,但很容易让人以为是摄于1949年之前,那么时髦鲜亮,全是民国气象。而这种误解并不是个案。1950年的清水堂的婚礼,完全是西式,西装、婚纱、牧师马蒂莲。上层的中产阶级依旧时髦,旗袍汽车洋装,而普通百姓是长衫褂子。表面上,一切并未改变,这种民国气象一直延续到1956年。而同时红色符号也开始渗透进生活的方方面面。于是在这一时期的相片中,我们看到了两种决然不同的气象。


1949年,周海婴进入河北正定县的华北大学受训三个月,这是一所培训南下干部的政治短训学校,校内实行军事供给制及革命教育。有关在河北短训班的影像,在周海婴的摄影风格中是极少见的,有着     “土八路”穿着和集体主义的生活景观,很类似1949年前的解放区摄影。


短训班结束后,周海婴并没有继续一个政治青年的道路。他到了北大学习社会学,做调查作业时,用相机拍了很多资料作为辅助报告。当时他的职业梦想是做一名摄影记者,不过最终还是选择了读物理。从某种意义上说,这个看似中庸或带着某种逃避性质的选择,是对他终生所爱的一种保护。很难说,若是真正成为一名体制下的摄影记者,他的摄影还能保留那种独立、私人的面貌。


“后来他在北京上大学,一直到我出生一岁、两岁的三四年里,他拍摄了大量的校园照片、婴儿照片,还有很多街头照片,仍然延续了在上海拍摄的风格,比如拍我们家附近胡同里,摇煤球的、挑担子的、杂技表演、公园里的等。”周令飞说。



一场逃逸     终得圆满


这个摄影记者的梦想,最后被他的儿子周令飞继承了,《解放军画报》的摄影记者。但这也只是暂时,1982年周令飞为了所爱的台湾姑娘私奔到了台湾,并发表申明退出中国共产党。冥冥之中,周家后人似乎一直在选择一条逃逸的路线:与文学越来越远,与政治越来越远。


周令飞在相貌上比周海婴更像鲁迅,并留着和鲁迅一样的胡子。他的女儿现在美国读书,高挑秀美,十足的靓女。大二时就上过《我猜、我猜、我猜猜猜》,一句“我的曾祖父是鲁迅”惊爆全场。而另一个与鲁迅有关演艺圈的名人是香港TVB艺人许绍雄,许广平是他姑姑。


周海婴这一生,对摄影始终抱着谦卑又虔诚的态度。一面,觉得那是私人的东西根本拿不出手;一面又对摄影抱着科学家般的严谨和执著,直到老年也痴迷着摄影,钻研新机型,保持着出门带相

机的习惯,甚至是去医院看病。


2008年,周令飞将父亲保留的近2万张底片整理出来,为父亲办了一场个人影展。办展前老人并不自信,觉得拿不出手。周令飞找到陈丹青等人来做说客,老人家还是不信,觉得那是在拍马屁。展览后他看了几乎所有的报道,在确信人们的赞美后,他才有了自信,可以挺直腰杆了。


“他去世之前跟我讲,在他的晚年,我帮他肯定了他在摄影上的成绩,他很意外;对他的人生,他觉得是画了个完美的句号。”周令飞说。


“父亲特别在乎这件事,甚至逢人就说。我想,因为这是他自己的成就,是大家肯定他的成就,而不是说他只是鲁迅的儿子。他需要的是自己是一个有能力的人,他的父亲用文字,而他用影像来表达他们对这个世界情感。我从没见过父亲这么开心、这么有自信过。他的这辈子从来没有因为年纪而减弱对摄影的爱好,他终于得到了回报。”

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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